2月7日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30周年纪念日（年11月1日该条约生效，标志着欧盟正式诞生）。“《马约》签署30年，欧盟成功了吗？”很多国际媒体发出这样的疑问。熟悉欧洲国家制度、著有《我在欧洲议会》一书的中国学者盖琳近日应《环球时报》之邀，通过在欧盟主要机构之一——欧洲议会工作的亲历和感受，来讲述他眼中的欧盟和中西制度差异。
图源视觉中国为什么欧洲朋友对现实不满？
春节休假期间，一位乌克兰好友向我拜年。正值俄乌局势紧张之际，我也问了问她的看法。我本以为她会拥护北约立场，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欧洲一体化坚定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抗议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准成员国协定活动的组织者。出乎意料的是，她表示“已看清乌克兰正卷入一场俄罗斯与美国的博弈，这是乌克兰政府和政治家们的失误”。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开始对一直崇尚的西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认为正是因为在上次大选中约74%的乌克兰选民“盲目投票”，才导致选出缺乏能力的政客和“失误的”政府。
这位热衷于政治的乌克兰女性不是第一个向我表达对西方民主不满的欧洲人。早在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时，就有不少英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对这样的公投形式感到失望，甚至有人还公开批评某些英国政客的无能和自私。
自年开始在欧洲议会工作，我接触过不少欧洲的政党。因为工作需要，我参加过一些议会中日常的党团大会，如人民党团会议、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会议等。我也参加过几次英国保守党的年会、地区会议、选区会议，并在两次欧洲大选中为英国保守党拉选票。在欧洲工作和生活多年，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西方的政党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例如，英国保守党，早期是代表土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托利党，尽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在仍代表上层阶级、资本家的利益。与之抗衡的英国工党，有90%以上的党员来自工会，因此他们也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在欧洲，为哪一部分人优先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会衍生出不同党派。如大多数政治家认为欧洲一体化有益于欧洲人民，但怎样一体化，使得一些右翼的欧洲政党脱离欧洲议会中的人民党团，建立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再比如，一些英国政治家认为“脱欧”是为英国人民谋幸福，但能不能“脱欧”，怎么“脱欧”，使保守党出现内部分歧，两位首相被迫辞职，英国提前举行大选，甚至引发一些党员脱离保守党，随着形势的发展，脱欧党也应运而生……
在这样政治氛围下，西方政党纪律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那样严明。英国下议院的一项报告显示，52%的英国独立党党员、51%的苏格兰民族党党员、大约33%的保守党党员、自由民主党党员和23%的工党党员在年至年间，只参加过一次党派会议。报告显示，仅有49%的保守党党员签署过支持政党政策的请愿书。不到半数的自由民主党党员、约37%的保守党党员和28%的工党党员在选举前发过党派传单。
政党只代表部分阶层和利益集团，也给选举带来直接影响。在欧洲，选举方式各国大相径庭，有些选党派，有些选个人，有些既选党派又选个人。一些欧洲年轻人曾和我分享过他们的几次投票经历，他们的感觉“大体上都是乱选”。一些党派深知选民会乱选，所以通常会把重要候选人放在选民乱选时容易打勾的位置。
为什么选民变得不理智？
欧洲议员克莱尔·戴利前不久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很可惜，欧盟机构现在推行的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它有利于大企业、大农场，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自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陷入经济低迷期。一些西欧国家的民众经常为抗议养老金制度改革、抗议政府紧缩财政等举行罢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罢工游行通常会经过或到达欧洲议会，所以我也有过一些亲身经历。每次游行之前，都会有警车和路障拦住通往欧洲议会办公大楼的所有街道，有众多警力把守，工作人员需要出示工作证才能出入。罢工民众通常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手中会拿着旗帜、标语等物，有些会使用扩音器、口哨，他们通常到欧洲议会门前的广场上集合，有组织地大声喊抗议口号。我见过的大多都是和平抗议活动，偶尔会有示威者在议会门前放火，扔烟雾弹，向警察投掷物品。还有一次，欧洲奶农为抗议议会决议导致牛奶价格过低，用牛奶喷射欧洲议会办公大楼。出现这些社会问题，是由于当局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缺乏与民众沟通协商，导致决策集中与民主出现失衡。
最近两年，在抗击疫情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效率之低下暴露无遗。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反封城令的民众示威最终演变成打砸抢事件。西方这样的所谓“民主”示威活动造成其他民众的恐慌，并导致疫情扩散更加严重。
“在比利时，一个就业人员养活至少两个失业人员。”有比利时朋友曾这样认真地对我说。一些欧洲友人对政府解决失业人员的做法也有很多看法。以比利时为例，失业金数量比该国最低工资标准低不了几百欧元。但领失业金的人不用交水电煤气费，公交免费，政府甚至还会提供免费住房。这样计算下来，领失业金的人反而比低工资人群“挣得还多”，所以一些“聪明人“选择不工作。这样又加重社保负担，政府往往选择增加工作人群的税收来维系，所以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往往都是高税收国家。
对就业人员增税会影响工作积极性，因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很难看到加班现象。有些自雇人员为了少交税，甚至会主动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这会抑制经济，减少生产总量。许多政治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出彻底改变，因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哪个政党不满足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选民就不会投他们的票。因此，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民主化进程，过度泛滥的“民主”导致现有生产力看似无法满足民众的正常生活需要。长此以往，形成诸多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选民不理智，政治家不作为，还会使欧洲高福利国家变成高债务国家，为未来更大的危机埋下隐患。
为什么对华认识出现偏差？
我在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党派的议员们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常常会被问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比如，曾有欧洲议员问我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就我所知，在万英国人口中，其国内各党派党员总数加起来只占人口总数的1.66%。而14亿多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多万，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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