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栏「王磬看世界」的第1篇文章
年2月24日，普京授权俄军在乌克兰进行“特别行动”，兵分三路进攻了乌克兰。随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已经持续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全球秩序也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走向一个经济分裂的世界，也突显出一个政治上更分裂的世界。
接下来几天，我们将推出一个专题，“探寻欧洲价值”。这一组文章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从布鲁塞尔到伦敦德里，从北欧到南欧，从匈牙利到土耳其，以及一个正失去灵魂的城市，莫斯科。
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地方正在被各种力量摧残，也包括我们身处的这块土地，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远方的消息传来。但本周，先让我们聚焦于欧洲。
今天是第一篇。我们邀请记者王磬讲述她在欧洲十年的经历。在我们的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已有些写作倦怠，不止是写字这件事本身，也因为近来世界局势的瞬息变化，她身处其间，对如何自处的不确定，对表达意义的怀疑，那种说什么都感到不合时宜以至于失语的状态，也许我们此刻都能感同身受。
她说，讲述欧洲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她愿意试试，就从四个小故事讲起。
撰文王磬
我与欧洲的四个故事
在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坐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间咖啡馆里，眼前是欧洲珍贵的春天。我刚刚从匈牙利与乌克兰的边境回来不久，马上要启程去达沃斯做关于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为了让我能维持一点点写作上的专注，我甚至刻意没有带手机出门，但仍然忍不住在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刷一下微博，中国的疫情防控让人焦心。眼前的平静与远方的苦难，是我作为一个人在欧洲的中国记者日常面临的割裂。
我到欧洲已经十年了。仍然常常想起，年2月，我降落在阿姆机场的那个夜晚。迎接我的是一场暴雪，把进城的铁轨和公路全部湮没，那是我看到欧洲大陆的第一眼。我拖着三个行李箱涉过雪地——那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全部家当。那时我刚从北大毕业不久，收到了荷兰政府提供的一项全额奖学金，即将在一间古老的荷兰大学里度过两年时光，世界在脚下徐徐展开。
那时我没想到，我会是那项历史悠久的奖学金的最后一届，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次生影响让欧洲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那时我也没想到，那种规模的大雪会逐渐在欧陆绝迹，因为气候变暖的影响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日益肉眼可见。那时我更没想到，我跟欧洲这片土地的缘分并没有在两年后终止，而是一呆就呆了十年。这十年间，我走出校园，成了一名记者，致力于给中国人解释欧洲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着记者的身份，到达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场，际遇了很多有趣的人；我也完成了一些职业和人生的转变，从青年走向中年。
年2月——在我抵达欧洲整整十年的时候——乌克兰爆发了战争。那是十年之前的我不会想到的：岁月静好，阳春白雪，身处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之处”的欧洲，有一天会离战争的硝烟如此之近。几天之后，我奔赴了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做报道，在那里目睹了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还有一整个欧洲前来援助邻人的热情。那也是我过去这十年间未曾想到的：以分裂、迟缓、官僚主义著称的“散装欧盟”，会被这场危机激发出如此巨大的团结与活力。
八十年前，绝望的茨威格与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遗书里写下那句名言：“我的母语世界已经沉沦，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亦已自取灭亡。”茨威格亲历的欧洲，是他的精神所栖之处，却逐渐变成纳粹铁蹄下奔向末日癫狂的土地。
如今我们面临的欧洲自然不一样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和平主义在这片大陆上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执拗的意识形态——看看德国有多不情愿军事支持乌克兰就知道了。但恐怕也很少会有人再将欧洲视作“精神家园”——当代欧洲虽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但也丛生着各种危机：从金融危机到难民危机，从脱欧到新冠，欧洲应付得捉襟见肘。这种舆论在中文世界里又尤为突出，也部分导致了我后来的职业转向。
硕士毕业后到年之前，我都在为一间荷兰媒体工作，从事与亚洲有关的报道。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世界为之震动，中文世界里对西方制度的批评更是一时甚嚣尘上。但中文世界里描述的“西方”，很多时候仅指欧美，而我所看到的欧洲是更为复杂的。脱欧为什么会在英国发生？但各种版本的极右势力为什么不会在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当选？今天的“欧洲”是什么？欧洲又能给当今的世界提供什么？作为中国记者去记录，可以触发一些有意义的对话吗？最初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好奇，我开始为中文媒体撰写解释欧洲的报道，并于年从荷兰机构离职，为一家中文媒体担任驻欧洲记者至今。
今天下笔之前，我仍然是极其忐忑的。欧洲各国的社会语境迥异，政经议题、制度设计、运转方式各不相同，西欧、东欧、北欧、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欧洲全境有超过20种官方语言。认为自己可以为一部分或者全部的欧洲代言，正是我这些年来通过媒体发表和公开发言想要极力去反对的做法。讲述欧洲是一件多么诱人又多么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我姑且一试。
描述大的世界很难，但我可以分享四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它们代表了我在不同阶段感受到的欧洲的不同侧面，是一个夹缝里的中国记者曾经记录过的一些历史瞬间和经历过的内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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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鲁塞尔的一张纸条
我在记忆里搜索那些与“欧洲”有关的片段时，会感到十年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个人的、公共的，但哪一个故事才能承担起这”第一个故事“的重量呢？站在年春天这个节点，似乎没有比这个故事更合适的了。尽管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
年春天，我从荷兰搬到布鲁塞尔，开始为一家中文媒体担任驻欧盟记者。布鲁塞尔不大，但是非常”白“——此地虽然也有莫伦贝克这种以少数族裔著称的”问题街区“，但在它的权力中心地带，也就是欧盟的决策机构里，极少看到有色人种的身影。它拥有欧盟层面的多样性——建筑物前一定飘着20多个成员国的国旗，所有宣传材料都会印成20多种官方语言——但这种多样性又是“排外”的。它的开放自由、兼容并包，似乎只针对那些已经拥有了成员身份的人群和国家。这也不奇怪，能够向一国提供成员国的身份，是欧盟自其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工具和最宝贵的资产，因此有强烈的动力去保持其exclusivity——这种执着，我们也在后来的乌克兰危机中看到了。
像我这样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外国记者，要想在布鲁塞尔打开局面、建立信源，一开始是很困难的。通过记者协会或是媒体官发去的采访请求，常常石沉大海。我后来发现，想要约访政治家，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去活动现场找他们本人。
布鲁塞尔的EuropeanQuarter每天都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活动，不时会邀请到议员、部长做嘉宾。年那个春天最火热的话题是脱欧谈判。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应该怎么脱，因为这在欧盟的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脱欧小组，领头的是一位来自左翼党团的欧洲议会明星议员，名叫GuyVerhofstadt。他以前做过比利时首相，是欧洲一体化的激进支持者，甚至提倡要建立“联邦欧洲”。我心想如果能在现场跟他说上话，也许约访能有戏。
我去了一场Verhofstadt做嘉宾的活动。演讲结束后，他被热心观众团团围住。有人想跟他探讨某个关于脱欧谈判的细节，有人想当面反驳他，也有人可能只是想跟他交换一下名片。
我在观众席的前排坐下，等待人群散去。我身旁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看上去有些局促，手里攥着一张纸条，嘴里一边低声默念，写了又涂。
和世界上的许多政治中心类似，布鲁塞尔这个城市吸引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多数是政客和说客，他们穿着合体的西装，在法语和英语之间娴熟地转换，游刃有余地奔走于各个光鲜的场合，有着某种凭一张嘴便可以转动地球的自信。但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朴素的帽衫，带着一副看上去有些油腻的黑框眼镜，运动鞋也是灰扑扑的。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连正装都没穿，有些不一样。
等到人终于走得差不多了，我上去跟Verhofstadt讲明来意，表达了约访的请求。他礼貌地回答，可以跟他的媒体团队取得联系，然后再告知我是否接受采访——以我的经验，通常来说，这意味着婉拒。
那个年轻人则耐心地等到最后，等我说完，他走过来，把手里的纸条递给了Verhofstadt，嘴里喃喃地解释着什么。Verhofstadt犹豫了一下，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接过了纸条，催着他去赶下一场活动。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开了。年轻人没能再跟他说上话。
年轻人显得有些丧气。一同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我问他，纸条上写了什么。
“一首诗。”他说。
诗？我有些惊讶。我的潜意识里，或许从未把布鲁塞尔与诗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里，我最熟悉的这部分是完全由官僚机构组成的。它充满由官方文件建构起来的权威，方方正正，却与美感绝缘。“诗”在这里的出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他告诉我，他来自乌克兰，是哈尔科夫一所大学的学生，申请到了一个布鲁塞尔NGO的实习，过来短居三个月。他写诗，因为诗是乌克兰人喜欢的语言，也是上帝的语言。那张纸条上，他写下了他家乡的一个民间传说，主角是一只鸟，讲它对自由的渴望。他听过Verhofstadt的演讲，认为后者是个真正的“欧洲人”。通过诗，他想让欧洲人知道，乌克兰人想要自由，想要远离俄罗斯。
“我跟他说，乌克兰人想要加入欧盟。”年轻人告诉我，与Verhofstadt面对面的那短短一分钟里，这是他脱口而出的话。
那是年的春天。那时乌东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在欧洲却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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