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快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4日说，她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导人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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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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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脱欧透视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分裂
李靖堃
年6月23日，英国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结果出人意料，有52%的选民赞成英国退出欧盟。年3月29日，英国政府正式向欧盟递交申请，开启脱欧进程。年11月，英国与欧盟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但是，由于英国国内各派别的利益诉求差异巨大，在脱欧公投两年多之后，英国脱欧的前景仍未确定，“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使其政治与经济形势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源于英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存在着的深刻分歧，而脱欧进程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分裂的程度。与此同时，英国当前的社会与政治分裂也是整个欧洲的一个缩影，而在欧盟层面，英国脱欧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社会不平等导致社会共识破裂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令绝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但若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这一结果又在“情理之中”。
脱欧公投结束之后，有多个民调机构和学者对决定选民投票行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影响选民的因素有多种，如经济因素、主权问题、移民问题、对不同政党的忠诚度等，但总体上看，“脱欧”和“留欧”这两个阵营的根本分歧可归结为社会阶层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所在地域等多方面。
多项民调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脱欧”，与此相反，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则倾向于支持“留欧”。从年龄来看，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中，有59%的人选择脱欧；而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9%的人支持脱欧。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在拥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中有70%选择留欧；而在只有中学文凭的人中则有68%选择脱欧。
地域分歧对选民的态度同样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大学城或大城市居住的选民多倾向于留欧，而沿海地区、英格兰东北部原来的一些重工业城市以及乡村地区由于长期经济不振，则多支持“脱欧”。例如，在伦敦，有60%的选民选择留欧；在以伦敦城为代表的金融核心区，选择留欧的比例更是高达80%；但在伦敦周边的一些小城镇，如黑弗灵（Havering），则有高达70%的选民支持退欧。原因在于大城市的人口中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多样化；而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则总体上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这些地区的经济总体上也不够发达。
无论是年龄、受教育程度还是选民所在地域，都与选民的收入水平有一定的关联性。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大城市或大学城的选民收入水平相对而言更高，并且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中受益更多；而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在小城镇或乡村的选民，总体上倾向于越来越（相对）贫困。因此，看似简单的投票行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却是贫富差距加大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
英国如今是最不平等的西方国家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英国的基尼系数（年）为0.35，在其36个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7位，在欧盟国家中仅好于立陶宛；贫富差距（povertygap）高达0.，在欧盟国家中仅好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来看，有22%的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状况（即收入不足中位数收入的60%），另外还有万人处于长期贫困状态（即在过去四年中有三年低于中位数收入的60%）。另根据英国金融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如下图所示），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不足中位数收入的一半，而百分位点为90的人口收入是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的将近4倍，而百分位点为99的人口收入则是百分位点为10的人口收入的10倍左右。
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虽然都承诺实现“更公平的社会”，但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其政策收效甚微。英国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一度降至年以来的最低值，年之后再度恶化，此后虽有缓解，但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在年之后，由于福利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年之后，情况甚至比19世纪初更为恶劣，贫困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因此，被政府忽视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才是造成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也直接造成了社会共识的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裂痕非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有日趋严重的可能。特别是脱欧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几乎占据了英国政府的全部精力，使得减少贫困的目标更难实现，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没有得到缓解。而且，时至今日，尽管支持英国留欧的比例略超过支持脱欧的比例，但两者仍在伯仲之间，这说明选民的意见分歧仍然很严重。即使通过再次公投或提前大选的形式解决了英国是否脱欧的问题，但深层次的社会裂痕却无法得到解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因此，相较于“脱欧”这一事件本身，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裂痕与社会共识的破裂才是英国社会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如同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欧洲国家也普遍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经合组织年的一份报告，20世纪80年代，其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人口平均收入的8倍，而今天，这一差距扩大到了10.5倍。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则远远超出了收入的不平等：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在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三个国家，这一比例为60%左右），而最贫困的4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财富的3%。而且，几十年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除了比利时、法国和希腊这三个国家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无一例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较高技能（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部门就业）的群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底层民众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则更为强烈：年以来，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年均收入减少了12%～28%，减少比例高于中高收入人群。
收入不平等不仅影响社会团结，而且有损社会与政治信任以及国家稳定。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民粹政党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在民粹政党的支持者中，受教育水平较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群体占有更大比例。这也表明了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例如，一向以“平等”这一理念作为国家基本原则的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就在不断加剧，～年，最富裕的1%的人口收入增加了%，而其余99%的人口平均收入仅增加了25%，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对不平等状况更加恶化。这种不平等状况所导致的社会分歧清楚地体现在法国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失败，但她获得了33.9%的支持率，也就是说获得了0多万名选民的支持。其支持者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蓝领工人，以及居住在乡村以及法国北部（衰落的工业区）的选民；而马克龙的支持者则多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以及居住在大城市的选民。这种情况与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高度相似，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近期的“黄马甲”运动同样反映出了这种趋势。
综上可见，在欧洲，尽管英国脱欧尚属“例外”事件，但它反映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现象却并不“例外”，而是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如果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局不稳。但在当前情况下，欧洲各国领导人似乎又找不到短时间内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良方。
党派利益之争破坏政治共识
英国脱欧表面上看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真正原因更多地在于国内政治，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痕。
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1世纪初，“共识政治”一直是英国政治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含义是指，保守党和工党无论哪个执政，在重大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均采用比较一致的政策——不仅包括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教育改革等国内政策问题，也包括对待欧共体/欧盟的立场。尽管最初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是否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后来还是逐渐达成了共识。当然，这种“共识政治”并不完全排除两党在某些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但总体上双方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但是，自英国启动脱欧进程开始，这种“共识政治”就几乎不复存在，这在程序性共识和实质性共识两个方面均有体现。根据著名政治学学者安德鲁·海伍德的定义，程序性共识是指政党之间有意愿通过磋商作出决定；而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不同的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叠之处，具体表现为在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但是，从脱欧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都可以看到，英国的各个政党自始至终都没有就脱欧的根本目标达成过一致意见（甚至可以说，“脱欧”从一开始就没有目标）。距原定的脱欧日期（年3月29日）一个月之时，英国各党派仍未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而且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工党在内的反对党似乎也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达成一致的意愿，更没有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工党领袖科尔宾反而多次强硬地拒绝了特蕾莎·梅提出的寻求共识的请求。换言之，在整个脱欧过程中既不存在程序性共识，也不存在实质性共识。
“共识政治”的破裂也体现在英国政府与议会的冲突之中。由于英国实行两党制，执政党一般情况下都是议会中的多数党，因此，二战以后，很少出现政府的动议被议会否决的情况，政府与议会极少出现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一现象屡受诟病，被认为是非民选的政府“凌驾”于民选的议会之上，破坏了民主原则，但这一制度至少保证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平稳。但是，在脱欧过程中，英国议会和政府都希望掌握主导权，议会曾多次推翻政府提出的与脱欧有关的议案，因而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断“升级”，出现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这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草案后愈发明显。例如，年12月，英国议会连续通过三项动议，其中一项认定政府不公布与脱欧协议草案有关的法律意见的行为是“藐视议会”，这在英国议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年1月通过的一项财政修正案规定，如果英国最终“无协议脱欧”，那么，英国政府在这之后对财政税法条款的任何修正和变动均须首先获得议会的批准，这是英国政府41年来首次在财政议案中遭遇挫折；1月15日，英国议会下院以票反对、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脱欧协议，这是英国政府有史以来在议会中遭到的最大的一次挫败。这些事件都表明，英国各党派之间不再存在“共识政治”，这致使脱欧进程陷入僵局。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党派利益被认为高于国家利益，因为在欧洲现有民主制度框架下，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上台执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从保守党的角度来看，卡梅伦在年年初作出举行脱欧公投的决定，既是为了弥合党内分歧，同时也是因为英国独立党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卡梅伦希望通过作出公投的承诺重新赢得这部分民众的信任，以便在年大选中获胜。而对于工党而言，其首要任务则是扭转连续三次大选失利的局势，成为执政党。在脱欧过程中，工党明确反对脱欧协议草案，但并未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而是多次呼吁提前举行大选。例如，年12月6日，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卫报》发表文章《工党能够带来更好的脱欧协议，给我们一次机会吧》，通篇完全是竞选宣言的语气，没有就脱欧提出实质性建议。由此可见，英国各政党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以上台为目的的狭隘的政党利益。欧洲议会脱欧协调人伏思达（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GuyVerhofstadt）批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在谈判过程中更注重“玩弄”政党政治，而没有考虑英国的未来，认为议会无法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的原因在于政党政治比国家利益更重要。
其次，英国政党政治中的两极化和对抗性现象愈益严重。除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分歧之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等地区性政党也各有不同的诉求，使得寻求妥协和共识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保守党和工党内部也存在着难以消除的裂痕。保守党内部分裂为多个派别，意见分歧十分严重，自年3月启动脱欧程序以来，已经有一位外交大臣、两位脱欧大臣以及数位高级官员先后辞职。而在工党内部，以领袖科尔宾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和以前首相布莱尔、布朗为代表的中间派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也无法提出替代政府脱欧协议的一致方案。这凸显了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特蕾莎·梅和科尔宾均存在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导致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原因。
当然，政治共识面临的危机并非英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英国由于脱欧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而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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