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面的史家胡同，是一条相当宽敞亮阔，两旁都是青砖黑瓦的四合大院，透着老北京清朝八旗贵胄气息的胡同。
在平时，这条胡同安安静静，一点也不嘈杂，但在年9月月初的几天却颇为喧嚣热闹。
因为这里有一场考试。
大清国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留美学生资格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共名考生云集此地，开始了一场对于后世有这重要意义的考试。
这场考试不管是内容还是流程都十分复杂和严格，考试内容多达15门功课。
第一轮初考安排在这一年9月4日、5日，考试科目只考汉语、英语两种语言和粗浅的文学知识。
两门语言考试过关了，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中。
第二轮复考安排在9月9日到9月11日，考试内容开始变得复杂与多样。
第一天考试科目有数学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
第二天考试科目有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
第三天考试科目有化学、古罗马史、古希腊史。
负责这场考试的监考老师除了大清国外务部与学部（礼部已经在清朝改革中改成了几个部门，其中就包括学部）的一些官员和工作人员外，还有美国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
最后的考试结果出来后，录取率并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低，一共只有47人考上，考上率只有7%。
这些人很多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才，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参考的学生与监考的老师们或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影响中国历史，注定将被中美两国历史铭记的特别历史事件。
这场多年前的特殊考试，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进程。
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
西方列强受到强烈冲击，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随后就有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北京城的事件，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流亡西安。
经过复杂激烈的台前幕后斗争，清廷与西方14国（日本也算是西方列强的一员）共同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西方列强要求中国每个人都要向他们赔偿1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向西方众列强赔偿多达4.5亿两白银，这个款项史称为“庚子赔款”。
美国那时候实行“门罗主义”（美洲是美州人的美洲，其他国家不能插手，美国也不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在西方列强中的表现的相当特立独行，它为了实行“门罗主义”，自始至终都拒绝将清朝定义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清廷剿灭乱匪的角色。
于是在进行《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西方列强向清朝索要巨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深渊，反而会影响西方列强的“可持续性”发展(或者说掠夺)。
美国甚至要求将所有赔款数额提交给当时的协调全球的机构——海牙国际法庭进行仲裁，但这个建议被见钱眼开的其他西方列强的坚决反对而失败。
刚好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大涨，白银价格猛跌，西方列强金融体系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西方列强认为清朝以白银支付庚子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强烈要求清朝改用黄金进行赔款，但是这样一来，清朝需要支付的款项更多了，所承受的财政压力也就越来越为巨大。
这就是困扰晚清朝廷，史上称之为“镑亏”问题。
此时，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美国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中国的赔款额，带动其余西方列强共同削减相关赔款，以帮助中国进行减负，从而增强美国在东方的话语权。
当时担任美国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在年年底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国赔款相关的备忘录，建议美国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从而增强美国在东方的影响力。
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代表商讨庚款相关问题，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表示：既然清朝已经同意了向其他西方列强以支付黄金的方式支付赔款，那么美国必须享受同等的待遇；但考虑到美国是中国的友好国，为了帮助中国走出困境，美国方面考虑退还一部分赔款，帮助中国进行减负。
梁诚大喜过望，他认为，这笔还在拟定中的价值数千万银两的退款，不应该摊发给各省地方，不给腐败堕落的官吏们上下其手的可乘之机，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
这所谓的“树人之至计”，也就是加强教育建设，在国内广泛设立教育学堂，在国外多遣派学生进行游学，攻读国外学科。
这样，美国方面得到“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的国际名声，中国方面得到“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的好处，两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梁诚对美国款项退款用途的说法与美国方面一致，但是没有得到清朝朝廷的支持。
当时正值大清朝进行新政改革的阶段，资金严重缺乏，新政改革的资金只能靠地方摊派才能解决，因此形成恶性循环，越改革，越腐败，越腐败，越改革，改革不仅没有改善民众的生活，反而加大了民众的负担，有些地方甚至引起民众对改革的暴力抵抗。
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还庚子款项，对焦头难额的清廷简直是久旱降甘霖。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还款项优先用于兴办工厂，修路开矿、发展经济，然后再用获得的利润去兴办学校和学堂，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
袁世凯的观点代表清廷大员们的主流意见。
但当时的美国通过了一项歧视中国人的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抵制美国帝国主义运动，美国担心这时候进行退还款项会被中国民众解读为美国方面向中国屈服了，不利于美国在中国获取利益。
这样一来一回，退换款项就耽搁了，直到年，中美关系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两国代表才能平心气和的就庚款退还款项及相关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因为日本和沙俄对东北地区的觊觎和掠夺，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成为清朝的战略焦点。
清朝一方面将东北地区作为新政改革的试验点，对该地区进行改革政策倾斜，实行“移民实边”的基本政策；
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将英国、美国看成共同开发东北地区、抗日拒俄的最重要的同盟者。
于是，当日、俄、英、法在远东地区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甘心德国在远东地区失去自己的利益，于是拉上美国，向清朝建议组成一个德、美、中三国联盟进行对抗，得到美国和中国的积极响应。
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国的庚款退还款项万美元作为原始资金，设立东北地区银行，以东北地区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退还款项为作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北地区银行的利润用于教育公费，派遣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学习。
但这一举措遭到美国反对派的坚决反对。
将庚款退还款项完全用于教育，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美国人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在排华法案出台后，中国爆发全国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众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美国上上上下下的警觉。
外交官(比如美国驻日代办亭延顿、威尔逊)与学者们(比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美国总统发出警告，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太少了，甚至比不上欧洲一个小国比利时的名额，这样，美国思想文化将失去对中国人的影响力，这后果极其严重。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土提醒美国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中国的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在中国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5年前就能成功吸引中国学生，并使其规模越来越壮大，那么我们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民众的方式，这属于最理想的控制方式。”
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留学成本和代价，是不值一提的。
在美国各界的强力推动下，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款退还款项的议案，并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对退换款项进行全权负责。
在美国的强势下，清朝无奈的同意将所有退还款项用于教育方面。
两国协商的条款大致如下：从退还款项之年开始算起，清朝在前4年每年派遣名中国学生赶赴美国学校留学，从第5年开始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中国学生赶赴美国留学，直至退还款项全部用完为止。
在同一年的10月1日，中美双方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派遣美国的留学生的资格、选拔方式、专业和留学生在美国的管理等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签订相关的基本协议。
此时，日本、沙俄对东北问题步步紧逼，清廷派出唐绍仪出访美国，希望能为东北地区开发争取更多的美国的支持，包括资金支持，也包括政治支持，而其中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退还款项直接用于东北地区的建设。
但美国此时已经开始和日本妥协了。美日两国订立了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
唐绍仪出使美国的使命彻底失败。
美国退还庚款款项是为了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力，对中国其他方面并不感兴趣，所以美国对退还款项的使用实行了极其严格的监督，并在清朝表示使用退换款项用于其他用途的时候，多次表达了对清朝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任。
为此，美国还专门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必须按照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庚子赔款，美国收到后才将退换款项转交给中国，并派专人负责将退换款项资助中国学生留美。
于是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某大学。
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高峰的时候甚至比肩日本。
日本留学生和美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轮流成为主角。
直到现在，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都是对中国形成巨大影响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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