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白人奴隶主，在席间把玩着人类头骨，用颅相学包装出来的“科学”论调，表达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这自然也让一旁的黑人姜戈极度愤怒。用颅相学、优生学等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种族的优劣，甚至为某种极端种族主义政策服务，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这种借助颅相学等“科学”手段，借助经验，对人类进行种族划分，并证明种族主义正当性、论证种族的优越或卑劣的取向，被称之为“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racism）。在科学种族主义的加持下，非洲、美国以及欧洲多国都实行过相应的种族政策，从严苛的移民法案，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再到种族隔离甚至屠杀。
詹姆斯·沃森
在年，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沃森，就因为“人种决定智商”的言论，在欧美学界声望一落千丈，还被停掉了冷泉港实验室的行政职务，遭到了学界的“放逐”。而在今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里，沃森说智商测试表明，由于基因差异，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遗传的，再度引发学界哗然，沃森也被认为是在发表种族歧视观点，并被剥夺多项荣誉头衔。但在近年来强调“政治正确”的风气之下，沃森的言论却被那些反政治正确、坚持种族主义的人们加以利用，成为论证种族歧视的合理论据。沃森的观点，以及类似的言论，在当下都在利用基因、智商等作为区分种族差异的标准；而在历史上，曾经的颅相学、优生学乃至精神病学，在科研和临床应用上，也会在意识形态阴影的笼罩下，让它们所标榜的“科学”成为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话语，最终对许多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也给全人类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
纳粹种族政策与“无生存价值”的人
一般认为，科学种族主义盛行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时期，纳粹骇人听闻的种族暴行，也让反种族主义在战后成为国际各界急需达成的共识。早期的“科学”种族主义萌发于启蒙时期，尽管在当时，来自英国的一位自然哲学家、科学家的博伊尔（RobertBoyle）就信奉所谓的人类同源说（monogenism）；但在隔海相望的法国，法兰克贵族作为高等民族，对劣等的高卢土著享有天然的征服权的观点却一度风行。科学家们力图证明人种之间、族群或民族之间有着天然的优劣差距，以此来进一步论证文明-野蛮对立的必然，以及文明的、优等的人群对劣等族群所享有的统治权力。
当提到“科学种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族灭绝罪行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始终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科学”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工程里，就像一个武器库，听凭纳粹意识形态的调遣。无论是被印上伪科学印章的颅相学，还是优生学、精神病学等，在纳粹德国时期，都被种族主义分子大加利用。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里，“雅利安人”是最为优秀的种族。最早雅利安人指的是今天所说的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但随着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及雅利安人源自北欧等假说的提出，雅利安人开始和原始印欧人，包括北欧人关联在一起。纳粹在此基础上改变了“雅利安人”这个概念的意义，他们基于特定的种族主义理论，以科学合理之名，把在优生学计划中留存下来的、最为优秀的德意志人称为“雅利安人”，这个概念有别于最初的雅利安人种概念，是通过优生学计划和法案制造并明确的种族主义用法。这套政策与大量科学手段相结合，例如，纳粹当局借助了优生学的方法，对在他们看来属于劣等的民族施以强制绝育等手段，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与集中营和大屠杀相伴的，还有纳粹疯狂的、毫无人道可言的人体实验。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当局在集中营内对大量囚犯进行科学实验，其中包括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战俘，甚至包括不少残疾的德国人。这些人被用于接受外伤实验、病毒或细菌实验、生育实验、毒气实验、高空实验等等，目的是帮助纳粹德国开发新式武器，或救助军队伤员，并通过科学可靠的结果，证明及推进纳粹种族政策的合理性。
在纳粹德国，种族政策同优生学的绑定十分明显。优生学指的是通过非自然或人为的手段，对国民遗传基因进行改造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旨在操控特定人口的演化方向，既根治遗传病，又可改良整体的人口素质。优生学也被称为“善种学”，在世界多国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由于操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容易引发人权争议，优生学也遭到了不少批判。纳粹德国推行了一套优生学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种族优生”（Racialhygiene）。种族优生旨在通过政府筛选，挑出一个民族中最强建、最聪明和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来培育下一代，这套学说也和医学有着紧密关联，并在20世纪早期受到欧洲不少科学家的支持。德国优生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AlfredPloetz）在年提出了种族优生的理论，原本是要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低生育率，但很快犹太人的问题和人种纯洁等议题开始伴随种族优生理论被热议，并逐渐在德国形成主流观念。普罗兹在他的主张中强调公权力对公民生育的干预权，不过早期他还从优生学视角出发，认为犹太人是欧洲排名第二的优秀种族，但后来他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独特性”会玷污雅利安人的纯洁，赞成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并在年加入了纳粹党。
恩斯特·鲁丁（ErnstRüdin）是当时最为优秀的精神病学家、遗传学家，他在痴呆症、躁郁症等领域成果显赫，而就精神分裂的遗传问题，他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称为“精神遗传学之父”。但同时，作为“种族优生之父”普罗兹的妹夫和同事，鲁丁也相信普罗兹的理论，他认为20世纪初的德国人正在变得“驯服”，这会让该种族在人种上倒退，并退化且衍生出精神疾病。这一想法让他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科研转向政治，开始鼓吹种族优生，宣扬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以及维护这种优越性的必要。种族优生在纳粹德国的大规模实施，连本民族的百姓也不放过，早在年，纳粹当局就通过法案，要求具有遗传性疾病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对象包括：弱智、精神分裂、酗酒、精神错乱、失明、耳聋和身体畸形等，在短短4年内有30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而与“优生”或“善种”相对应的，是所谓的劣等、“贱种”以及“无生存价值”的人们。纳粹德国对优生学的贯彻，意味着这些“无生存价值”的人们几无立身之地，他们被剥夺生育权，以维持雅利安人种族血脉的纯洁、高贵以及优越性。
奥斯维辛集中营
但一系列绝育措施，包括阉割、结扎等手段，虽然残忍且非人道，但对纳粹当局来说，在塑造完美的雅利安人种族这项大计面前，非自愿绝育的效率还是太低了。为了更快地提纯出一个纯洁的雅利安人集体，强迫性的安乐死行动也随之展开。患有精神分裂、梅毒、脑炎、癫痫等疾病的德国人，以及各类非雅利安血统人士，都会被安乐死计划盯上。医院里，衰老的、受伤的、生病的人们，其生存价值在“本民族”所提倡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面前，在承载平庸之恶的执行者们眼中，成为急需切除的赘余。剑桥大学历史学者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JEvans）曾在《电讯报》刊文，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干预并扭曲了纳粹德国的科学和医学发展的：到年，德国大学几乎一半的学生都在学习医学，纳粹为医学投入大量资源，提高了医生的工资，为“雅利安人”建立了新的医疗保健设施，在迅速扩大的武装部队中，为医疗人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在许多大学开设了种族优生机构。同一时期，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医生与纳粹党有某种联系。伊文斯还提到了著名的“死亡天使”门格勒（JosefMengele），他既是党卫军军官，又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他的工作在当时的纳粹德国是“正常”的学术工作，门格勒会从政府领取科研经费，定期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并接受同行评议，并向他的老师、纳粹优生学政策鼓吹者费许尔（OtmarvonVerschuer）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看起来和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并无二致。但其实，门格勒的工作内容是筛选集中营囚犯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人体实验，例如从运抵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中挑选出双胞胎，并向他们注射化学药物，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同反应，并通过这些“科研工作”来寻找改良人种的方法。费许尔和前面提到的普罗兹、鲁丁一样，都是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但也同样痴迷于种族优生理论，费许尔正是通过他的学生及助手门格勒来参与纳粹优生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讽刺的是，在战后费许尔依然活跃在遗传学领域，他在年建立了西德最大的遗传学研究中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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