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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郡
来源：《中国记者》年第12期
有前辈曾经对我说，作为法文记者，如果没有常驻非洲的经历，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新华社记者。我深以为然。
回首国社38年履历，有近18年常驻国外，长期工作生活在跨文化、跨种族、多元化的氛围中，有过很多不可思议的际遇。虽然在非洲工作的时间不到六年，最后十年在新华社欧洲总分社驻外，熟悉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甚于北京，熟悉比利时通往周边国家的每一条道路，游走过近20个欧洲国家，但是非洲的影子，始终笼罩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不知道哪一刻，它就“显灵”了。
身处异国他乡，尤其在非洲一个人的分社，一个记者便代表着新华社，甚至在新闻口代表着中国。没有在国内享有的国社光环和便利，驻外记者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单打独斗中，自身浑然不觉的个人潜能可以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独立精神、多语种切换、快速反应都是必备素质，但全方位胜任报道工作，更多是“功夫在诗外”。
我的驻外记者生涯中，最有沮丧感和危机感的时刻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通往卢森堡大公国的火车上。
年10月的一天，我和欧洲总分社的年轻同事周珺乘火车前往卢森堡采访。登车后不久，两名铁路飞贼使用“障眼法”掩护彼此，悄悄拎走了我们的便携电脑包。火车很快在第一站停靠，我猛然意识到被盗，立刻向正在往车门移动的飞贼冲去，然而车厢门已打开，飞贼撒腿狂奔，我只能看着飞贼的背影远去。还没有离开布鲁塞尔就发生这样的意外，去卢森堡采访的岁月静好被倏然打破。
火车继续向卢森堡驶去。我独自在站台上思忖突然的遭遇。工作电脑丢失属于重大事故，犹如士兵丢失了枪支。作为自诩“比利时通”的老记者，真是马失前蹄。
幸而手机和护照都在衣兜里。我向时任总分社社长王朝文报告了意外。电话里，王朝文禁不住喊道：“晓郡，你也是驻外十几年的人了，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我一时赧然，无言以对，毕竟在非洲战乱中我都没有损失过公家一草一木。
我抱着一丝侥幸从地下火车站走出地面，便携电脑在比利时属于不容易变现的物品，因此我幻想飞贼会随手把包扔在附近。
火车站外、欧洲议会前的广场，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练习轮滑，一片安详宁静。我上前询问，几个孩子似乎很有经验地建议我去垃圾箱或矮树丛里找找。
我在欧洲议会附近的垃圾箱和矮树丛里寻寻觅觅，一个多小时之后，失望地再次走回火车站，玩轮滑的孩子们已经离开，四周一片空旷，一位中等个头、瘦削身材、北非人模样的男子在火车站前吸烟踱步。我上前询问附近哪里可能是飞贼丢弃物品的地点。不料他回问我一句：“你是丢了电脑吗？”我心头一震，隐约有了模糊的预感。那男子安慰我说“别急、别急”。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是中国人。虽然忧心如焚，我还是很平静地和他交谈。
交谈中得知，他是生长在比利时的摩洛哥人，每年父母都带他回老家摩洛哥北部的得土安。我告诉他，摩洛哥正是我20多年前首次驻外的国家，我非常喜欢荟萃阿拉伯、法国和西班牙文化的摩洛哥。于是，我俩从年前曾经游历中国的摩洛哥航海家伊本·巴图塔聊到摩洛哥的薄荷茶与中国绿茶密不可分的缘、从中国和摩洛哥烤全羊的不同风味聊到两国传统夯土建筑的特色，而且得土安附近的沙温驻有一支中国医疗队，我曾经前往采访，那里的安达露琪亚风情令人陶醉……
一番俨然他乡遇故知的交谈后，他拨出一个电话，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把中国人的包送回来，立刻。”虽然已有预感，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半个小时后，一个男子小跑而来，手里拎着两个便携电脑包。来人对我说：“电脑挺值钱的，你能不能……”，我的新交断然呵斥他道：“少废话，走吧。”随后，新交与我握手道别，一场巨大的危机就这样遽然化解了。如果一个剧本写成这样，观众一定会吐槽“神剧”。分社同志知道后，都惊叹不已。
我的驻外记者生涯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我的非洲和我的欧洲，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场景下发生了关联，它是一次意外，还有意外中的意外。或许生命中所有看似无关的经历可能冥冥中都有深度的联系。我猜想，那位帮助我解困的人不是白道上的侨领就是黑道上的老大，无论如何是盗亦有道。
回顾自己的驻外历程，我觉得驻外记者遇到难题是常态，独自应对问题不畏缩、不随性气馁、不轻易放弃，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后，或许就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获得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
年9月，作者（右一）采访比利时海军军演时穿上防水救生服
第二次常驻非洲，我主动选择了最艰苦的非洲国家之一刚果（金），因为那里正值战后三年过渡期，还有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及中国第一支维和部队。这些题材对于一个记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刚到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经常断水断电的国家时，我在分社时经常不能按顿吃饭，最惨的状态是和我的看家狗各啃一包方便面，没多长时间体重就骤降10斤。妻子来探亲，用冰箱里存放的肉和大白菜包了多个饺子，冷冻在饼干桶里，作为我的应急快餐。结果我出差期间分社停电，舍不得吃的几百个饺子只能煮了片汤。三年间，我完成了预期的采访计划，尤其是关于稀有矿产的调研推动了中刚相关合作，也收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结束常驻刚果（金）的任期回到总社一年后，年我前往埃塞俄比亚采访非盟首脑会议。工作之余，采访团队和驻当地的中资机构人员有一次交流。席间，路桥公司驻亚的斯亚贝巴的代表说起，他本来是准备三个月后才到任，但是新华社驻亚的斯亚贝巴首席记者熊思浩的小女儿生病，急需从国内带药过去，公司领导要求他提前出发，说新华社的同志救过他们的人，新华社有困难一定要全力帮助。
话题至此，熊思浩告诉大家，那个救过路桥公司员工生命的人，就坐在我们中间。
完全出乎意料的“续集”，把我带回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生武装冲突的那个夜晚。我驻刚果（金）的三年多，正值这个国家政权过渡期，我经历了七次政变或武装冲突，每次动乱都给这个本已满目疮痍的国家带来新的创伤。
年8月20日傍晚，在分社驻地可以听到附近枪声四起，此时，距独立选举委员会原定公布大选首轮结果不到两个小时。根据我得到的线报，冲突发生在卡比拉总统和本巴副总统的私人卫队之间。我正忙于发稿，忽然手机响了，电话里传来惊慌的哭声，对方是中国路桥公司驻金沙萨代表处代表林均汉的妻子逄丽萍，他们夫妻二人在家中被子弹击中，伤势严重，血流不止。四处求救无果，抱着一线希望拨打了我的电话。
我快速判断了一下局面，根据外面的枪声密度，估计冲突最早要到次日天亮才能稍有平息，重伤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医治，仅失血过多就可能危及生命。分社到他们的住处大约一公里多，但恰在大街两侧，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他们的住处到金沙萨医疗中心，还有五公里路程，每一步都可能在交战双方的射程之中……但是，人命关天，我无法见死不救。
我匆匆走向车库，值守夜班的雇员和临时借住在分社的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代表都劝阻我，身在家中尚且会中弹，此时外出危险系数太大，但是我感觉别无选择。
事后得知，他们当时正在家准备晚餐，枪声响起，立刻熄灭了房间里的灯光，但随后发现年久失修的阳台门被风吹开。他们靠近阳台准备关门时，一梭子AK47冲锋枪子弹旋风般打来。逄丽萍被击中左肩臂关节，近拳头大的伤口露出了骨头；林均汉被击中脖子右侧，主动脉外一层3平方厘米的皮肉被撕飞。两人顿时血流如注。
到达林均汉夫妇驻地，看到他们满身鲜血淋漓，我想请公寓门房的值守人帮忙搀扶他们上车，可是吓得瑟瑟发抖的门房根本不敢离开公寓楼一步。我只好凭一己之力把两位伤员安顿进车里，驱车赶往医疗中心。五公里的道路灯光昏暗，路面坑洼不平，前后左右不时还有枪声响起，但是非常幸运没有人直接向我的车射击。我高度近视的眼睛在高度紧张状态下视力超常发挥，很快到达医疗中心。接诊护士告诉我们，这里唯一的法国医生还在家中，因为陆续有伤员被送来，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已经派装甲车去接人。
终于等到了法国医生，才知道两人中伤势更重的是肩部受伤的逄丽萍。医生为她打了麻药，进行紧急外科处置，取出了嵌在骨头里的弹头。医疗中心夜班护士很少，我又临时担当了陪护。直到第二天九点，使馆派人来接替我。一夜未眠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指甲盖在搬运伤员的混乱中被完全掀掉了。如果在平时，必能感到钻心疼痛，但当时的我居然回想不起哪个瞬间掀掉的。
在非洲工作过的中国人，无论是否熟识，彼此之间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这是曾经同生死共患难而产生的感情。万宝公司驻刚果（金）的首席代表任国民曾经在骚乱现场为我采访充当司机；中国派驻刚果（金）的农业组时常给我送新鲜蔬菜、豆腐、猪肉；范振水大使外出调研时，我经常担当司机和向导，借助他的使节身份，我获得了不少采访资源和线索……这种感情在不断的链接和回馈中得到延伸，这一刻你伸出救援之手，在未来的时空会有意想不到的回音。
时光切换到欧洲，我对比利时军队“开挂”般的报道引起了我使馆武官处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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