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边缘地带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预知未来。 ——马克·费舍尔误以为这句话出自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人们以为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安全威胁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无法制定和执行连续性政策，无法对各政府机构进行协调，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他们甚至没有储备也无法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这里就不对欧盟可耻的疫苗分发情况进行介绍了），这一系列状况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能力虚弱、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还有信任赤字，我们看到那些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香蕉共和国一样。
《美国事务》刊登《世界的巴西化》一文，背景是巴西现代化都市中的贫民窟
如果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去查阅疫情应对能力指数（如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或流行病应对能力指数）排名就会发现，美国和英国是应对流行病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此外欧盟国家的排名也都非常靠前。这些国家认为自己从巴西、中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前的经历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能够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并不多，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这样的状况还是给那些自鸣得意的“历史已经终结”或“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加优越”的信奉者们以沉重打击。如今，似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了。
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是，20世纪已经终结，在20世纪的战争中形成的极具自信心且致力于影响社会现实的那些国家机器也已经损坏，那些社会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已经消失：左右之间（或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之间）有序的政治对立，普世主义者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文化现代化，通过正式且薪酬合理的就业安排在劳苦大众头脑中塑造的国家认同，以及快速且普惠的经济增长，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我们发现，“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与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情况不同，如今许多人都已经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非常不妙。正如已故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Fisher）在他的“未来的缓慢消逝”中所说，我们都已感受到巨大压力，未来虽然可期，但那种可期的未来从未到来，本该进步的时候却发生了退化。
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一直以来通常只有左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担心“历史地平线的消失”，不过如今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人士已经遍布政治光谱的每一条谱线。
欢迎来到巴西。在这个国家里，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的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和腐败政客。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除了耸耸肩膀，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缓慢退化的巴西社会并不是失控的列车，它更像是令人紧张的过山车，偶尔也会出现令人充满希望的上坡路，而且截至目前还从未脱轨。我们总是回到出发的地方，我们震惊，我们迷茫，心里充满了焦虑。
人们通常认为，巴西是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在巴西的城市里，住在山上贫民窟里的穷人俯视着有钱人进出的高楼。在年出版的小说《X世代：讲给被加速的社会的故事》（GenerationX:TalesforanAcceleratedCulture）中，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Coupland）把“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消失”的现象称为“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
在随后的10年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用“巴西化”这个词描述那种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变换不定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就业变得灵活、随意、不确定和去中心化；在其他一些国家，变得“巴西化”意味着在它们的城市里，贫民区或棚户区急剧扩张，市中心被中产阶层占据，贫穷的人口被排挤到郊外；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巴西化”则意味着一种新出现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即包含各个族裔的劳工阶层和白人精英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不平等和生活不稳定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撕裂，上述对“巴西化”一词的各种理解从表面来看的确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要用“巴西化”来描述那些现象呢？巴西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巴西也是一个充斥着大量贫穷落后现象的国家，巴西的统治阶层似乎自他们做奴隶主的时代起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步。在发达国家们看来，巴西是自己的过去，是自己发展早期阶段的样子，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那个阶段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北方和南方，那时和现在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时代里新的界线据说是南北之间的界线。在历史终结论的描述中，新的世界将会出现分化，而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被视为一片充斥着贫穷和冲突的土地。西方大国在处理自己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交替表现出两种姿态，一种姿态体现出一定的防守色彩（阻止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新型疾病、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从那些南方国家流入），另一个姿态则是家长式的（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他们发展”）。
西方国家表现出的第一个姿态意味着南方发展中国家无法从中获益，因此第二个姿态才真正体现了他们的目的。南方国家会逐渐变得与北方国家相像，南方国家那些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会急迫地希望模仿北方国家的消费文化，他们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里，存在一种对冷战现代化理论的老调重弹。对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挖掘水井或小微金融等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那些由非政府机构（NGO）推动的发展项目让人们误以为那些国家真地有希望“追赶上来”。这种发展援助行为，往往是由那些曾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结构性调整措施，把贫穷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
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南方国家（也就是如今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来说，当地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言而喻当然是跟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后面亦步亦趋的。根据这种理论，那些国家不过是来得有些“晚”，他们迟早会变得“跟我们一样”。看看圣保罗、曼谷或开罗街头的那些大型购物中心吧！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财富向那些国家扩散，它们很快就会加入富国俱乐部。以《经济学人》（theEconomist）为例，这本杂志就认为像巴西那样的国家只需进行自由改革经济便可实现快速增长。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韩国等一大批国家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连智利也在年加入了该组织，巴西加入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这一论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现代化理论所需使用的政策工具（如进口替代）已经不再有效，当年的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决定了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决定了追赶式发展的可行性，然而那种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如今都不存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的技术和产业如今已风光不再，建立在石油技术、橡胶技术和钢铁技术上的经济（比如汽车制造），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高附加值”产业。那些真正关键的东西如今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获取的。因此，南方国家不能再被视为只是在时间上处于北方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南方国家已无法实现慢慢赶上北方国家的目标，两者如今已处于同一个时空中。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丧的循环，动弹不得。如今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是不高的：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软件，却住在贫民窟里；城市里出现了电子商务模式，但排水沟却还是露天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这个取得了卓越发展的例外，无论人们怎样就“新中产阶层”发表长篇大论，其他国家在过去40年里事实上是在倒退的。哦，是的，如今工人群体也危险地踏入了消费社会的大门，他们也能买得起一台电视或冰箱了，他们中某些人甚至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大学就读的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如今退化在北方国家也许是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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