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伊始，为自己的教派立史，为自己的民族立史，为自己的国家立史，或者说历史写作意在满足于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的需要，这在西欧是非常普遍的。
举个例子，法国的史学家科曼编写《回忆录》的目的在于想要让统治者提升才识；法国的史学家罗伯特·盖冈在年发表的《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表现出对法兰西浓烈的民族情怀；德国史学家约翰·卡立温的《编年史》、佛拉西阿斯担纲编写的《马格德堡世纪》、巴洛尼阿斯编纂的《教会编年史》等是路德教派与罗马天主教进行全方位论战的结果。这一些历史著作不论是世俗性或者宗教性的，都逃脱不了政治性倾向。
所以，可以这么说，历史写作与政冶、权力的协同，这始终是西方近代历史编纂史中的那条关键脉络。维持西方近代历史写作的还有另一条至关重要脉络，那便是历史研究方法论层面的进步。自15世纪起，考古学、文献校勘学逐步形成近代历史系中尤为重要的技术手段，而证实史实也成了近代历史编写越发严格的要求。15世纪，意大利人比昂多编写了罗马三部曲，即《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在其中《复兴的罗马》是部历史地理和考古学领域的著作。
比昂多应用考古学和校勘学的方式在书中考辨史实，尽可能的为自己历史写作出示翔实、可信的证据。后人史学家汤普森曾评论道，在比昂多的时代里，新兴的考古学不仅对古典文艺的复兴作出了有意义的诠释，并且对批判的方式和历史解释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时候，文献校勘学层面的经典事例是洛伦佐·瓦拉做出的。他应用自身对不同时代的修辞学知识，借助对比研究，在年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一文，证实使教会获得教皇国土地那份文件是伪造的。
如此一来，利用这一份伪造的材料同时获得的认可罗马主教在世界上主教里的最高地位，以及教权超过王权这些权力都丧失了历史凭据。实际上，瓦拉对历史真实追求影响了现实中的权力以及秩序，这驱使许多人逐渐认为，历史真正代表着某类现实名利无法企及和抑制的力量。人们是否能通过进步历史研究方法和规则来促使历史写作变成一门学科呢？近代初期，自然科学正蓬勃兴起，人们逐渐习惯于用自然科学的部分原则当作标准来对比、评论历史这一类人文表达形式。
以比昂多与瓦拉为首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启蒙者，其奉献恰恰符合近代初期逐渐建立出来的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要求，如此一来，在历史研究方法论层面的发展就成为理所应当事件，但是从近代历史学科的建立过程中可以看出，这类进步便是对自然科学方法与原则亦步亦趋得到的结果。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这也是西方史料学得到巨大进步的时期，被称作博学时期。也正是在史料辨别的基础之上，西方历史写作才步入了它的专业化阶段。在博学时期，人们对于史料的学习兴趣基于这么一个前提，即史料会自己说话。
假如人们能够将真实史料展现出来，历史论战就会消弭。在路德教派与罗马天主教派的历史论战中，史料的多元性与真实度决定哪一个派系能取得下一个环节的优势，这样子的例证激发了一些教士和专家学者发动史料整理运动。16、17世纪法国专家学者皮埃尔·匹陶、安得烈·度申、比利时玻兰达斯派神父协会神父们、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的修士们，等等，他们汇总了大批量中古时期文献，特别是在圣摩尔派的马比昂在年出版了《古文书学》，年蒙福孔出版了《希腊古文字学》，这些作品都是文献校勘百年以后的集大成者。
历史地理学、考据学、文字学、古文书学，这种近代史研究根本性学科的建立，促使西方近代文学批评赢得了从未有过的技术支持。此外，这种根本性学科在建立中，和在得到整理的参考文献中落实着与近现代自然科学相同的逻辑和批判精神，他们根据参考文献被后世学者所接受，不难看出，这也是西方近代历史系建立过程中具备自然科学趋向的一条潜在性途径。大家可以通过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和表现这种进步的参考文献集成包括在历史系的范围内，但是它们的直接读者是历史写作者，且不直接关系到读者。
影响读者的文学批评，是那些擅长于涉及到主要叙述、应用某些主要历史观念的史学家来进行的，他们往往蕴含了史学家的某些意图。西方近代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政治性、民族性趋向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在文学批评的内容和主题选取方面，它代表了一种流行取向。但为什么有这种内容上面的取向，以及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文学批评是否与那时的其他学科有区别等历史系的根本问题，依然需经过体系的思考。
16世纪，法国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勒卢阿和波丹等人都对历史的价值、本质，和文学批评的方式、历史做为总体这些事进行过思考。比如在波丹的作品《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在他看来历史该是对发生过的事情真实的叙述。只不过，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眼里，历史的本质价值依然是它作为别的现实事物例证。如同凯利概括的，16世纪普通历史观点是，人们普遍认为“历史包含的只不过特殊的事实，有可能被援引作为例证，可是缺乏通常真理地位。
这类观点始于修辞，并且也和新的实用主义科学一块儿进步，历史文化作为对这个世界的记忆或探讨，依据新的实用主义科学，唯有通过运用推理才可以获得科学的影响力”。直至18世纪，针对史学理论的哲学思考才逐渐深入，它们为西方近代历史系最终的确立作出了理念上的准备工作。这一世纪里最主要的历史文化思想家非意大利人维柯（-年）莫属。他撰有《新科学》一书。在他眼里，这类新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它有些自己的特有原则。
其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的面貌必定要在人类心智自身的诸多变化中找到。如果谁创造历史就由谁阐述历史，这类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维柯判定，获得历史文化真实性理想的方式是由历史的创造者来阐述历史文化，这就为历史叙述的理论奠定一个逻辑上的前提条件，这使接踵而来一连串与历史相关的推理成为可能。为了能区分历史文化与自然，维柯觉得，历史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自然与神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在阐述这类共性时，维柯应用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思想。比如，他表示“各族群众的本性一开始是粗鲁的，之后就在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终变为淫逸”。“每一个民族在这个时间都会经历过这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进步、成熟以致衰落和消亡。”这类通过变化而呈现出来的共同本质必定只会在时间的过程中才算是真实地存在，这明显有别于那时的大众理解的自然。可是，历史与自然科学相似之处在于，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是要反映出我们人类某些共通性或规律，显而易见，针对规律的追求与自然科学的目的似无二异。
维柯的思想，如历史蕴含着一类时间中的改变和发展；历史是人的塑造，仅有它的创始者才有能力描述它；历史旨在发现人类共同性和规律等，它们足够使历史学有别于自然科学，并得到与自然科学平等一类单独地位。但是，我们从维柯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更切实地感受到了近现代自然科学针对历史研究的深远影响。无论历史学家们都是要努力使历史学归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还是要证实历史学是等同自然科学的另外一种知识结构，自然科学一直是历史研究发展正面或反面的参考系。
特别是，自然科学使用的逻辑同时又是历史研究所采用的逻辑，这便注定了近代历史探索的发展是向自然科学中的一种趋同，而非分异。这正是西方近代史学初期建立过程中的一类基本模式。维柯并没有超脱这样的状态，以后反思历史认识的思想家如康德、赫德尔、孔多塞等人也不太可能超脱。
结语
可以这么说，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初阶段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科学当作典范而带动的。它遵照的一些标准乃是自然科学的原则。如同维柯建立了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条公理之后，才推导出一个历史的理念体系，这种行为本身恰巧就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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