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昊骞
卢旺达总统出国访问期间，年4月6日，座机被击中，与多名政要一起丧命。短短几天后，一场持续多天的大屠杀开始了，联合国将此次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法国作家让·哈茨菲尔德（JeanHatzfeld）的“卢旺达三部曲”，分别记录了幸存者、屠杀者、屠杀后重建过程中的一手资料，连缀起一个个故事，而又尽可能保留了原初口述的力量。在沼泽地中遭到重击后侥幸不死的女子；迅速学会用砍香蕉的手法杀人的农民；驱散求救民众的镇长；开起网吧的中年阿姨……在哈茨菲尔德笔下，这些人物不能简化为鲜明的形象或画面。
正如《卫报》所说，“哈茨菲尔德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尝试理解——至少是更好地理解——那些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心掏给外国人看
《与屠刀为邻》是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三部作品的合订本，这三部作品即年出版的《赤裸生命》、年出版的《屠刀一季》、年出版的《羚羊战略》。三部作品都是当事人讲述年卢旺达大屠杀，受访者均来自卢旺达南部小镇尼亚马塔（Nyamata）。
《赤裸生命》和《屠刀一季》，分别请受害者与屠杀者讲述了屠杀的过程；《羚羊战略》则相当于后传或重访，聚焦于当事人重新建立生活的努力。
卢旺达是东非国家，生活着三大族群：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胡图族务农，图西族放牧，特瓦族栖身于密林之中。卢旺达原本由本土国王统治，19世纪末沦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入比利时手中，直到年独立。
卢旺达西部位于东非大裂谷之上，以高原为主，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隔基伍湖（LakeKivu）相望。东部是全球闻名的卡盖拉国家公园（AkageraNationalPark），山峦起伏，有“千丘之国”的美誉，生活着众多野生动物，尤其是有多达12种羚羊。首都基加利（Kigali）位于国土正中，距离尼亚马塔约30千米。尼亚马塔镇附近有一片树林，东北方和西方有大片纸莎草沼泽。在年4月11日至5月14日，树林和沼泽成为了屠杀者的“狩猎场”。
在战争中，哪怕是实力悬殊的游击战或不对称战争，双方总是有来有往，相互警惕，卢旺达大屠杀则是一场有组织的猎杀。胡图族民兵和平民每天上午九点半分成小组上山，搜杀图西族，下午四点收工。如此周而复始，一直持续了30多天。
大屠杀结束后，哈茨菲尔德来到了卢旺达。但是，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年之后。当时，他第二次来到尼亚马塔，逗留了好几个月，与熟人介绍的屠杀幸存者聊天，整理后即成《赤裸生命》。每一节为一个主题，采用相同的格式，先是作者的简短背景介绍，然后是一名或几名幸存者的发言实录。
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说明评论与直陈叙述的周期性变换中，读者在任何一位幸存者身上停留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有充分的机会体会那段惨痛经历的各个侧面。事实上，尽管《赤裸生命》完全是幸存者的声音，却绝不单调，以至于读完后几乎无法概括，勉强提取出一些共同的“要素”也只能是干瘪而不真诚的，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是完全不适当的。
受访者对访谈本身的反思值得注意。哈茨菲尔德进行采访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尼亚马塔主干道上的小酒馆，开朗体贴的酒馆老板娘玛丽-路易·卡戈伊雷（Marie-LouiseKagoyire）经常听顾客讲述自己是如何活下来的，也因此对两种谈话有着深切的认识。
老板娘说：“幸存者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大屠杀之后的局面。我们互相讲述一些难忘的时刻，分析原因，互相逗乐……但是，要把我们的心掏给一个外国人看，谈论我们的感受，袒露作为幸存者的感受，这让我们很反感，无法接受。”
另一位幸存者也说，自己与外国人交谈时自然可以说一些“漂亮话”。但是，他们明明与哈茨菲尔德说了很多话，而且肯定还有更多话没有形诸文字。
我不想政府门前血流成河
《屠刀一季》的采访对象，转向了当年参与屠杀的胡图族平民和民兵。大屠杀开始后，图西族在邻国乌干达建立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立即向国内发起反攻，7月4日夺取首都基加利。同月，大批胡图族难民进入西侧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年11月，爱国阵线攻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推翻该国政权，胡图族难民大多返回国内。在尼亚马塔犯下罪行的胡图族杀手被判刑，关押于镇子东北方向的里利马（Rilima）监狱。
与《赤裸生命》中个别访谈幸存者的形式不同，《屠刀一季》的访谈对象是一个监狱中的小团体，行文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每一节仍然选择一个主题，但不再是一个或几个访谈者的大段独白，而是有些像小组讨论。哈茨菲尔德的角色类似于讨论课教师，确定好主题后向访谈者抛出问题，然后访谈者给出回答。哈茨菲尔德的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并且保证不会将谈话内容泄露给外界或团体成员，除非有疑难问题需要大家当面确认。
哈茨菲尔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屠杀者比幸存者面临的压力更大，总体上也更不诚实。如果不能预先取得信任的话，访谈者必然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先通过物质奖励和保密承诺说服小团体的首领，然后通过首领与团体成员建立关系就成为了一种可行的方式。当然，团体成员平时有很多交流机会。
尽管由于保密措施，他们无法在具体问题上“串供”，但在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情决不能说一类的原则性问题上，他们无疑是有过沟通的。哈茨菲尔德对访谈者的戒备也是心知肚明。在访谈过程中，他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小窍门，比如在提问时用“你们”代替“你”，会得到更充实的回答。但作者也不无遗憾地承认：“当聊到一些非常私密的话题时……我总在等待一个彼此更具默契的时刻，这个时刻通常出现在会面的尾声，因为那时我们已经相熟起来。”
哈茨菲尔德发现，屠杀者在讲述时相当平静，与幸存者大不相同。作者从口气和用词方面做了分析。幸存者会用鲜明精确、来源于自身生活中的词汇，而屠杀者倾向于讲平淡的官样文章，试图将屠杀与战争搭上关系。当然，中译本读者看到的文本已经是经过多次转手的产物：最初是原始录音，然后是两名当地译者将访谈者使用的土语“非常精细而忠实”地转述出来，形成书面法语的文本，最后转换为书面中文。如果说世上果真有不可翻译的内容，这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尽管如此，中文读者仍然能够透过多重面纱，窥见幸存者与屠杀者迥异的心理状态。此外，对比阅读也能颇有收获，甚至发掘出一些隐藏在直接访谈对象外的阴影人物，比如尼亚马塔镇长。
参与屠杀的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说：“4月10日，西装皱皱的镇长和所有官员把我们胡图族屠杀者聚集起来，训诫我们，还提前威胁把事情搞砸的人……唯一的规定就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以及掠夺我们发现的东西。完全没法糊弄过去。”
而在《赤裸生命》中，幸存者伊诺桑·鲁维利利扎（InnocentRwililiza）写道：“4月11日上午……我们图西族人聚集在院子里，等待政府的保护声明，等了两个小时。镇长穿着蓝色的正装出来了，对我们宣布：‘如果你们回到家里，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逃到灌木丛中，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待在这儿，他们也会杀掉你们。不过你们得离开这儿，我可不想政府门前血流成河。’”
还有问题吗？
克洛迪娜·卡伊泰西（ClaudineKayitesi）是一名死里逃生的图西族少女，上次接受哈茨菲尔德采访时住在表姐家，养育家里的十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她当时说：“我不是说今后一定不会结婚，但哪个男人愿意把他的钱用来抚育这些住在我家的孤儿呢？”两年后，当作者再次采访她时，她已经和小学同学结婚，一起搬到外地居住。见到哈茨菲尔德时，她问道：“还有问题吗？还是关于屠杀。您没完没了了呀。”
到了为《羚羊战略》准备素材的时候，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已于年1月13日颁布赦免大屠杀罪犯的命令，释放了大部分囚犯，推行和解政策。屠杀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伤痕依旧清晰可见。
事实上，尼亚马塔村镇正是年图西族遭到屠杀的产物，当时难民一路从卢旺达北方逃到了南方。仅仅4年后，他们再次遭到了胡图族政府和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但从年大批贫困胡图族人来到尼亚马塔开垦以来，两族保持了20年的表面和平，直到大屠杀发生。相比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胡图族杀手有一项重大优势：长年的共同生活让他们对谁是图西人，谁是同情图西人的胡图族了如指掌。
难怪克洛迪娜会说自己遭到了生活的“背叛”。囚犯被释放后，大部分人没有能力离开，于是胡图族与图西族回到了比邻而居的状态，但哪怕当年的表面和谐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如伊诺桑所说：“和解是信任的共享。和解政策是公平地共享怀疑。”
在和解政策之下，公开发泄对胡图族的愤怒会遭到政府训诫。事实上，尽管胡图族人还会在酒馆里聊起当年的惨痛经历，以此排解疗伤，但大多数人都将精力投入到了新的生活中。有人像克洛迪娜一样喜结连理，有人开起了尼亚马塔第一家网吧，也有人放弃了护士和教师的理想。最有戏剧性的一章，当数图西族少女与胡图族杀手的恋情，两位新人和一位知情人分别给出了两个“互相补充，互相矛盾，隐藏着难解的谜团”的版本。
《与屠刀为邻》出版后屡获殊荣，包括年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文学奖、年英国言论自由奖、年法国美第奇文学奖。《纽约客》杂志称赞哈茨菲尔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作家之一”。《出版人周刊》评论道：“若是在别人手中，当事人的讲述可能只是一些零散收集的故事，但哈茨菲尔德把这些故事汇集起来，赋予它们力量，迫使人们对这个时代的种族灭绝做出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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